抗美援朝故事:聂荣臻累倒在办公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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聂荣臻1956年2月到列宁格勒军事学院为留学生授衔时与女儿聂力合影

我每周回到家,根本见不到他的影子。母亲说:你爸爸把心思都放到朝鲜了。

1950年10月8日,毛泽东正式发布了《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》,宣布中国出兵朝鲜。10月19日,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参战。父亲和总参谋部的工作重点随即转向了抗美援朝战争。

这个时候,身兼数职的父亲忙得焦头烂额,恨不得分身有术。有一天,他来到毛泽东的住处,说道:这样多的职务,怎么搞呀?

毛泽东干脆地说:你主要抓总参谋部的工作,抓抗美援朝。其余的事,你不要管。

从此,父亲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,担负起组织志愿军出国作战的任务。从志愿军编组、训练、集结、运送武器装备、后勤供应、军工生产、伤病员安置、兵员补充、部队轮换、干部上前线见学等等,他都得运筹实施。

当时在中南海作战室工作的参谋王亚志回忆说:聂总常常晚饭顾不上吃,只嚼几块饼干,继续忙到深夜,这对他已是常事了。父亲当时的警卫参谋李常海回忆说: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,那时感到特别紧张。但聂总作为一个领导人,从来没有讲过累,实际上他是非常累的……有一回坐汽车回家,他在车上就睡着了,叫都叫不醒,我都有点害怕。这种情况不止一次……当时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后来谈到我父亲,说得最多的就是父亲辛苦忙碌的情景。

那时,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上初中和高中,平时住校,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。每次回家之前,我都在心里念叨:爸爸啊,你最好在家呀,我们好好聊聊天。可是回到家,我十有八九会失望,经常见不到他。

自从1946年我回到父母亲身边后,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,和父亲见面的次数很少。全国解放了,不用带兵打仗了,本指望他在家里多陪陪我,或者是给我陪他的时间,我们父女多交流交流。可是,我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,他比以前更忙了。每次回家,我是多么想见见父亲啊!和他说说话,听他讲过去的故事,或者是我给他讲讲学校的事情;和他不慌不忙地吃一顿可口的饭,我给他夹菜,或者是他给我夹菜;和他一起坐车,到郊外去散散心,看看风景,等等。那有多好啊!

母亲看出了我的不满,说:你爸爸把心思都放到朝鲜了。

父亲说:打一场现代战争,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。

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,用较大篇幅记述了抗美援朝时期的后勤保障工作。他说:抗美援朝中吃饭难的问题给我的印象太深了。他又说:严格地说,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,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。打一场现代战争,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。

当时,军委总后勤部刚刚成立,机构不够健全,也没有什么家底。抗美援朝作战物资保障主要由东北军区实施,华北军区也承担其中一部分。父亲多次告诫军区后勤部,说:当前,抗美援朝是全党全军的首要任务,是大局的大局、中心的中心。只要前线需要的物资,我们有的要给,没有的想方设法筹措也要给,要尽量满足前方需要。父亲吩咐,凡途经华北的入朝部队,军区一定要尽东道主之谊,尽量把入朝部队所缺的弹药物资补齐,还要给入朝部队团以上干部会一次餐。

但是,由于战线的延长和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,志愿军的后勤保障问题愈发突出,有东西运不上去。父亲几乎每天都能接到前线供应困难的电报,有时一天接到一大叠。有一些电报他印象很深。比如,有的部队第一次战役中饿饭3天。有的部队只能喝稀饭打仗。有的部队一边打仗,一边派人挖土豆充饥。

最让他难忘的是第二次战役,当时正处于朝鲜最寒冷的季节。此役我军歼敌3.6万人,自己伤亡3万余人,却有5.1万多人冻伤,失去战斗力。

彭德怀有次来电报,电文只有6个字:饥无食,寒无衣。父亲看了,心情沉重。那段时间,他和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、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打交道最多。为了把东西送上去,他们想了很多办法。

为了解决志愿军的吃饭问题,国内组织动员东北、华北的城市制作炒面。到后来,武汉、南京、长沙等地的机关和市民也加入了制作炒面的行列。周恩来视察时还动手和大家一起炒制,很快集中了数千吨炒面运往前线。但是食用时间一长,部队普遍反映,炒面伴雪吃下去,容易引起腹胀腹泻,加之副食供应不上,很多人患夜盲症,仍然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。

不断有各种消息传到后方,一般都是先汇总到总参这里,父亲再去抓落实。他们提出了很多的措施:增派汽车团,申请购买汽车,突击培训司机,增派工程兵修路,筹调抢修铁路的人力和器材,抽调大批医护人员入朝,装备组训高射炮部队尽快出国参战,责成总后勤部改进服装装具,改善熟食供应……

父亲后来回忆道:第5次战役结束以后,战线逐步趋向稳定。由于国内组织工作的加强、广大后勤战线同志的努力,后勤的运输供应有了改善,吃饭问题随着有了好转。到后来志愿军能吃上饼干、鸡蛋粉、油炸花生米等,有时还有一些罐头……生活越来越好,战士们就很高兴了。

秘书早就预感到首长的身体会出事。这么个熬法,谁能受得了?

1952年秋天的一天中午,父亲晕倒在办公室里。秘书范济生把他搀到沙发上躺了一会。素来身体无恙的父亲没当一回事,躺了一会又爬起来,继续处理电文。可是他总感到身体轻飘飘的,怎么也站不稳。他坚持到下班才请来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诊断。经检查,傅连暲明确告诉父亲,他得了多种疾病,主要有脑平衡神经失调、高血压、心脏病。傅连暲要父亲立即住院治疗。父亲仍然没把自己的病当回事,执意不肯,想继续坚持工作。最后,在傅连暲的再三坚持下,才达成了在家中绝对卧床治疗的方案。

父亲病倒了,最着急的是范济生。范济生说聂总整天连轴转,别说他是50多岁的人了,就是他们这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,也给拖得受不了,真是疲倦不堪,有时走起路来,身体直摇晃。他还说,他早就预感到,首长的身体会出事。这么个熬法,谁能受得了?

当年跟随父亲打仗的部下都有个感觉,那就是他们聂总的身体一直不错,很少听说他生病,即便是在晋察冀最艰苦的岁月里,在接连不断的反扫荡中,也没见他病倒。但是,这一次,他真的顶不住了。

也就是从这时候起,父亲的身体状况突然变坏了。尤其是心脏病,在他的有生之年里,不知有多少次,让他在死亡边缘上走过。

父亲病倒的那段时间,母亲正在莫斯科治疗她的老胃病,我仍然是住校,每星期在家住一天。这下可以好好地和父亲在一起了,我反而感到很高兴。虽说我已经22岁了,但我更愿意把自己当成小孩子,依偎在慈祥的父亲身边。我和他说话,拉呱,不断有笑声响起。但是我发现,虽说傅连暲嘱咐绝对卧床,他却很难绝对做到。他躺在床上还要阅读大量文电,不断地接待来请示汇报的工作人员,口述意见。

记得小时候我在上海,听人家说共产党是蓝眼睛、红鼻子,杀人放火。这自然是胡说,但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,我在回到父母身边很长一段后,仍然是懵懵懂懂。这时候,我终于能搞清了,真正的共产党人是那些为了国家、为了民族、为了百姓而拼命工作的人,是那些光明磊落的人。

实实在在地说,我是从父亲身上,从敬爱的周恩来伯伯等人身上,悟出这个道理的。你什么时候听说过,反动派的哪个将军为了工作,累倒在地?他们不可能这样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你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毛泽东带领的这一批人能够这么快地打垮敌人,夺取江山,建立起新中国。到这时候,我才觉得自己真正地长大了。

父亲卧床一个月后,觉得病情有所减轻,就急着要去上班。我把他送到大门口,望着他的车子在萧瑟的秋风中远去。我在心里默默地祝愿:爸爸,你一定多保重啊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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